主持人曾剑鸣的开场白说，这场活动有三个内在的思考问题：第一，什么是历史，为什么历史是重要的？第二，历史跟民族、政治、国家有什么关系？从1980年代的叶亚来历史保卫战、马六甲三宝山保卫，到林连玉的华教抗争，历史都成为捍卫民族记忆和文化的手段。这种把历史文化当成弘扬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工具，对历史有什么影响？第三，新历史的抬头，转向探讨“小历史”，相比起过去华团出版的几卷华人史，方法上重视口述资料采集，内容主要是记录小人物的故事，包括日常生活记叙、小群体的故事。这种新的历史书写方式，和过去华社倾向的宏观历史叙述有什么关系？他也反思，追寻和记录小历史，是否也是面对政治失落的一种方式。
主讲人李成钢是P320社区空间经营者、《26哩故事:沙威新村居民口述历史》编撰者。他说，他和伙伴陈秀君记录沙威居民的口述史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落，而是希望可以透过地方历史，去认识那个地方和生活其中的人。他们也尝试从旧报文献、旧报人的随笔散文去搜集资料，但能找到的资源有限，所以采集口述史也希望累积史料。他们在南方学院求学时曾经参与客家人史料收集，相比在沙威的经验，最大的差别是时间和对象。
在沙威有充裕时间，可以不断回访、求证；以前的时间有限，就会通过社团或庙宇介绍受访者，他们往往是地方领袖或地方名人如篮球国手，或是历史事件见证者。但在沙威则可以走进不同的社会阶层，比如很少出门的女性年长者或外籍配偶的口述史。过程中，有些居民会说不必访问某某某，但成钢和秀君发现，那些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，他们的记忆和声音也很重要，能够补充很多史料的空白，例如女性的月经记忆，在公共医疗不发达的时候怎么生产，怎么处理人工流产？他们也期待有更多地方的口述史，提升一种历史意识：看到自己和这片土地的联系，也看到周边地区如何相互连结。
另一主讲人黄欣怡是大山脚日新独中校史专案执行员、玛拉工艺大学讲师，曾主编《润物无声：日新访谈与纪念文集（1918-2018）》和《百年薪火：日新校史（1918-2018）》。她发现，主流华教史往往是华教血泪史、奋斗史、抗争史，叙述学校草创的艰辛，二战后面对单元主义政策的压迫，到了百年校史则是标榜辉煌。欣怡认为，应该带着审视的眼光来看学校的发展。她可以理解百年校庆办百人宴筹款，但用欢庆的思路来书写校史就会让人自满缺乏反思，包括学校管理层如何反思校务发展的好坏？独中教师出走率高，教师福利和权益达标吗？其他需要反思的课题还包括教科书、独中三语政策、学生发禁问题。
欣怡试图拓展校史书写的面向，记录日新独中和地方的连结。她花了一整年来阅读旧报和传记，去勾勒创办学校的福德正神会与大山脚书报社的国民党背景；造访义山坟墓，从墓碑记录找出那些默默无名的办校人，记录他们如何推动大山脚的经济活动，校史延伸出地方史；用采集后人口述历史和剪报补充校史的空白，记录办校人的完整生命史，例如二战时期有左翼背景的校长沈星云，在1948年紧急状态被逮捕和遣返中国，隔年被国民党杀害。沈星云的孙女是著名摄影师沈琦颖，她用摄影作品来打开这个家族禁忌话题。欣怡也找到校董纠纷和操纵选举的史料，但无法放进百年校刊，这也让她反思华教史往往对校董评价过高，很难处理他们的争议。
最后一位主讲人邓婉晴，是大学讲师和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成员。她没有负责前期的访问，主要负责后期的转档和文字处理工作，在听录音时，婉晴体会到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声音，重新打开记忆窗口时困难的。重新记忆充满创伤、改变生命历程的故事，对受访者和采访者都是挑战，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照顾对方的情绪，避免二次伤害。婉晴也反思，外界期待聆听五一三死难者家属与亲历者的故事，但故事讲完后谁来持续陪伴和支援他们？婉晴举例，台湾民间社会记录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后，也有组织长期陪伴这些幸存者。
婉晴目前和伙伴吴小保记录车衣女工的口述史，出发点是想了解曾经当车衣女工的母亲，述说经济起飞、纺织业蓬勃发展的1970年代，那些劳动的小人物的故事。婉晴发现身边很多人的母亲也是车衣女工，小学毕业或中学辍学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车衣。车衣工作让她们经济独立，还可以补贴家用，但是到了适婚年龄就结婚生子，离开职场成为家庭的主要照护者。一些人在家中继续接案，一直到50、60岁。婉晴说，她们一直待在私领域，一直都是妈妈的形象，但在社会经济上也有其他身份。
活动结束后，前辈万家安带来了几本《尊坤史事钩沉》与现场的朋友交流。感谢剑鸣策划和主持这场活动，也谢谢三位主讲人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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